——经济学院——
学术讲座|郭凯明：Returns to Scale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4月9日，应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邀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郭凯明教授莅临经济学院开展学术交流，作题为“Returns to Scale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经济学院院长牛志伟教授主持。
首先，郭凯明教授指出，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典型事实。传统研究主要从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分析转型动力，现有文献也多将部门间相对价格变化，归因于技术进步速度、资本深化差异以及要素替代弹性不同。本研究以部门间规模报酬差异为新切入点，深入探究其对结构转型的影响。
接着，郭凯明教授阐述了规模报酬差异影响结构转型的核心逻辑。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不同部门规模报酬特征不同，规模扩张带来的成本下降效果也存在差异。规模报酬更高的部门，单位成本下降更快，相对价格更低；规模报酬较低的部门，相对价格则会上升。这种价格变动通过替代效应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替代弹性较高时，高规模报酬部门成为主导，替代弹性较低时，低规模报酬部门更易占据主导。
随后，郭教授详细介绍了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模型核心结论显示，即便两部门资本密集度相同，仅靠规模报酬差异，就能引导要素在部门间重新配置，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研究还通过静态分配、动态均衡与量化分析，结合严谨推导和多重检验保障结论可靠。郭教授结合现实经济发展，解读研究对产业升级与政策制定的现实意义，为经济学院师生科研带来重要启发。
学术讲座|钞小静：算力基础设施对实数产业技术融合的影响
4月9日下午，应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邀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钞小静教授莅临经济学院，作题为“算力基础设施对实数产业技术融合的影响”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经济学院院长牛志伟教授主持。
钞小静教授指出，加快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选择。实数产业技术融合是两者融合的底层动力，算力基础设施作为数据要素流通的关键载体，为实数产业技术融合筑牢了新底座与新支撑。
随后，钞小静教授详细解读了算力基础设施对实数产业技术融合的核心作用机制。算力基础设施能够畅通数据要素流通，打造安全可靠的数据环境，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有效打通实体与数字产业的技术对接通道。另外，算力基础设施可以拓宽分布式创新主体范围，提高跨主体协同效率，助力多元主体开展联合研发与异质知识整合。
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运用专利共现分析法衡量实数产业技术融合水平，依托工信部平台相关数据量化城市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并借助基准回归、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等多种方法确保结论可信。研究还把技术融合拆分为融合广度与融合深度两个维度展开拓展分析，揭示了算力基础设施在不同维度上的影响差别。
最后，钞小静教授提出，要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实数产业技术融合硬件底座；畅通数据要素流转，构建算力支撑下的协同创新生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强化政策引导，发挥市场作用，推动算力资源科学布局与高效配置。
学术讲座|徐朝阳：总供给还是总需求驱动了中国中长期增长？基于供需结构错配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框架
4月10日上午，应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徐朝阳教授莅临经济学院开展学术交流，作题为“总供给还是总需求驱动了中国中长期增长？基于供需结构错配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框架”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经济学院院长牛志伟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徐教授点明当前宏观经济核心争议：疫情后总需求不足成为调控重点，“扩消费”与“稳投资”的政策分歧，本质是未清晰把握增长驱动机制。他提出，服务业供给抑制与制造业外需依赖构成的供需结构错配，是理解中国增长模式的关键。
随后，徐教授剖析了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服务业供给受到明显抑制，占比与就业水平均低于同类发展经济体，难以满足居民不断升级的服务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制造业作为技术进步与增长引擎，长期高度依赖外需消化产能。在外需向好时，矛盾被掩盖，而当全球需求收缩，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等问题集中显现，经济增长动能随之放缓。
接着，徐教授构建双层理论框架阐释内在机制，通过效用函数与产业结构模型刻画要素配置，并将服务业供给约束引入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研究表明，在供给抑制政策下，稳定制造业净出口是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条件，外需回落将直接约束经济增长。
最后，结合现实约束，徐教授提出破局方向。当前广义政府债务水平偏高，大规模消费补贴空间有限，消费偏弱的核心在于居民收入结构与分配体系。未来需深化服务业供给侧改革，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优化制造业发展战略，同时完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从根本上缓解供需错配，夯实长期增长基础。
学术讲座|蔡宏波：环境规制、企业减排努力与绿色创新
4月11日上午，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钱塘经论”第7期学术讲座在经济学院416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以“环境规制、企业减排努力与绿色创新”为主题，聚焦企业绿色绩效与减排努力的实证研究前沿，特邀北京师范大学财经处处长、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蔡宏波教授担任主讲嘉宾，讲座由经济学院院长牛志伟教授主持，经济学院广大师生线上线下同步参与。
讲座中，蔡宏波教授围绕企业减排与绿色绩效核心研究领域展开深度分享。他从海量既有文献中提炼出独具创新性的研究切入点，系统阐释了相关实证研究的严密逻辑与显著学术边际贡献。其研究将微观企业层面排污数据与绿色绩效深度结合，有效破解了过往水质监测数据研究中的局限，大幅拓展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度与颗粒度，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思路为在场师生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交流研讨环节，与会经济学院师生围绕微观数据应用、政策标准统一性、绿色创新质量测度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热烈讨论。参会人员针对环境考核标准分级设计、专利创新质量层级差异、企业策略性减排行为、微观科研数据获取与处理、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等前沿议题，深入交流实践经验与研究思路，提出了多项极具建设性的优化建议与拓展方向。
学术讲座|白俊红：突破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困境：智能制造技术治理的视角
4月11日上午，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钱塘经论”第8期学术讲座在经济学院416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以“突破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困境：智能制造技术治理的视角”为主题，特邀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白俊红教授担任主讲嘉宾，讲座由经济学院院长牛志伟教授主持，学院广大师生线上线下同步参与。
讲座中，白俊红教授紧扣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这一国家战略重点议题，从智能制造技术治理的全新视角展开深度分享。他结合自身深耕区域创新、产业经济领域的多年研究积淀，系统剖析了当前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深层成因，全面阐释了智能制造技术治理对破解国企创新瓶颈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分享了其在该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严谨的学术逻辑、贴合现实的研究设计与极具前瞻性的学术观点，为在场师生带来了深刻的启发与全新的研究视角。
交流研讨环节，与会经济学院师生围绕国有企业创新激励约束机制、智能制造技术落地应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等核心方向展开热烈讨论。白俊红教授针对国企高质量创新的政策适配、创新成果转化、学术研究设计等经济学院师生关切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与深入交流，现场学术氛围浓厚。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学术讲座|谢立斌：宪法案例分析原理
2026年4月9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副院长、中德法学院院长谢立斌教授应邀来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作“宪法案例分析原理”讲座。谢立斌教授对宪法案例分析的原理与方法进行了系统讲解。首先界定了“宪法案例”与“宪法事例”“宪法判例”的区别，强调宪法案例分析是对公权力是否违反国家机构、基本权利等宪法规范的审查，是每位宪法学习者应当掌握的基本功。随后，谢立斌教授详细阐述了“鉴定式案例分析”与“判决式案例分析”的异同，指出我国判决书采取从因到果的顺序，与鉴定式思维天然一致。在此基础上，谢立斌教授通过真实案例，层层拆解国家机构、平等权、自由权三大案例分析方法。最后，谢立斌教授总结了宪法案例分析的四重意义。
学术讲座|陈天昊：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端侧智能体依法治理
2026年4月11日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法制研究中心主任、长聘副教授陈天昊应邀来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作“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端侧智能体依法治理”讲座。陈天昊老师从大模型的底层技术逻辑切入，系统梳理了端侧智能体从“内容生成”到“自主行动”的演进脉络。他指出，大语言模型的核心能力源于大规模预训练、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及思维链等技术的支撑：前者让模型在海量数据中自主学习通用能力，后者则引导模型趋近“有用、诚实、无害”的价值准则并拥有解决复杂逻辑问题的能力。以大语言模型为基础，智能体架构可以概括为“大模型+记忆+工具调用”的三元结构。具体而言，通过工具调用机制，模型得以操作外部应用，在思考与行动交替循环中完成跨场景任务。
随后，陈天昊老师进一步剖析了智能体带来的三大法律风险——网络安全、信息隐私与产业生态风险。针对这些挑战，他提出了“弱秩序与强秩序并重”的治理思路：所谓弱秩序，指通过技术标准、行业自律等柔性手段实现动态调适，而强秩序则需要通过法律规范划定行为红线。紧接着，陈天昊老师预判了未来的三大趋势，包括模型端侧化（小型模型本地运行）、载体多元化（从手机电脑扩展至穿戴设备与智能座舱）、交互协同化（标准化协议推动人机-机机协作）。
——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讲座|赵鼎新：人是群居动物不是社会动物
4月8日，赵鼎新教授受邀主讲“人是群居动物不是社会动物”专题学术报告。报告从社会学概念溯源、智人性辨析和社会结构运行逻辑等多个维度，系统拆解了“群学”与“社会学”的差异，与现场师生一同进行了深入的本体论重思。
赵鼎新教授以社会学概念的东传作为引入，厘清了中西学术语境的核心差异。严复将sociology译为“群学”，章太炎则通过翻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将“社会学”概念引入中国。其中，“群”对应英文social，指向个体间的群居联结；“社会”对应society，指向结构化的系统实体，从字面逻辑而言，严复的“群学”翻译更贴合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本质属性。
这一翻译差异带来了深远的认知影响。赵鼎新教授指出，将sociology译为“社会学”，催生了“人是社会动物”的思维定式，使大众默认现存文化、制度、组织具有天然合理性。而回归“群学”视角，则能以“人只是群居性动物”为起点，对所有现存社会形态进行批判性审视，打破“存在即合理”的认知误区。围绕“人是群居动物不是社会动物”这一核心观点，赵鼎新教授深入阐释了智人的本质属性与社会演化的根本矛盾。他表示，智人本质上是小群体动物，这一特性决定了人类社会长期面临核心困境：一方面，群体规模扩大能凝聚力量办大事，催生集体性权力；另一方面，规模扩张必然带来“搭便车”现象，进而形成强制性组织与分配性权力。由此，智人对个体性的追求与权力限制的矛盾，是大型社会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
赵教授进一步讲解，流域农业形成后，定居生活（“生态笼”）的出现，催生了保卫土地、协调内部矛盾的功能性需求，这一需求推动了“国家”这类政治组织的诞生。他强调，国家权力本应服务于这一功能性需求，但是一旦权力脱离功能、分配失衡，权力越大，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越严重，这正是人类社会规模扩张的根本动因与内在张力。基于此，讲座明确了小群体本质与大社会现实的张力、认知智人小群体属性的重要性等四大核心议题，为相应的社会学分析搭建了逻辑框架。
赵鼎新教授提出，回归“群学”视角将为社会议题分析带来全新锐度，核心体现在七大维度：打破“存在即合理”的惯性认知，对所有社会制度、组织形式进行功能性审视；警惕形式化结构，区分结构的表面形态与实际功能价值；拒绝为现存秩序做辩护式研究，回归批判性学术本质；批判将社会视为可精准设计的系统的工程学思维，警惕层层加码的治理误区；强调社会认知的动态性，拒绝绝对化、教条化思维；明确社会演化的核心是非预期结果，而非预设的顶层设计；倡导穿透表面现象，追溯社会问题的深层因果链条。
针对社会运行的核心矛盾，赵鼎新教授重点拆解了广义的委托-代理问题。他拓展了这一概念的传统定义，提出在复杂组织中，除代理人外，委托人自身也可能利用权力与信息，做出与组织利益不符的行为，这一现象的本质是组织规模与人类小群体属性的根本矛盾。他还以生物学类比，梳理了广义委托-代理问题的五大核心表现形式：目标替代含空洞化（捕食性寄生）、寻租与制度性惰性（共生性寄生）、权力捕获（捕食）、合谋（蜂群寄生）、逆向委托（寄生虫反客为主），清晰阐释了各类现象的内在逻辑。同时，他对当前主流的“社会工程学”治理思维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将社会视为复杂系统、推行顶层设计的核心误区，在于完全忽视了组织中个体与小群体的利益诉求与行为逻辑。
讲座最后，赵鼎新教授回归中国本土语境，梳理了历代缓解“社会系统”结构与功能张力的经典方案，为当代治理提供历史镜鉴，具体包括墨子的无政府主义方案、老子“贵弱、无为”的治理理念、黄老思想的折衷调和思路、孔子“正名”的伦理规范思想、古代君王“兼听、reign而不rule”的执政策略、知识分子直言进谏与以史为鉴的监督作用，以及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试错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