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6日上午，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浙商资产管理学院）在综合楼231成功举办第256期钱塘金融学术论坛。本期学术论坛邀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刘冲老师，为金融学院师生带来一场题为“老龄化与债务风险”的学术报告。金融研究所所长崔远淼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金融学院40余位师生参加了学术交流。
会议伊始，刘教授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作为研究背景，引出“老龄化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关系”这一课题。他首先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溢价、老龄化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以及老龄化与地区金融资源分配等方面，对当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基于“老龄化加剧财政压力，而财政压力又导致地方债利差扩大”这一相关性，提出了核心研究问题：老龄化是否会对地方债利差产生影响。
刘教授从研究背景、边际贡献、理论机制以及实证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释，实证分析得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地方债务的风险溢价更小。他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老龄化对债务风险的影响机制，进一步证实：充足的金融资源供给降低了地方债务的风险溢价，导致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风险未被充分定价，反而由金融部门承担。最后，他强调：在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背景下，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打破金融市场的分割状态，能够在提升金融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配置效率的同时，完善地方债务的市场化风险定价机制，从而有助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学术讲座|邓子滨：刑事案件中的穿透性思维与庭审实质化
2024年12月23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子滨应邀在我校作了题为“刑事案件中的穿透性思维与庭审实质化”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法学院文姬教授主持，浙江大学法学院李世阳副教授、我院谢治东教授、韩振文副教授参与讲座。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共六十余人旁听了此次讲座。
邓子滨教授的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穿透性思维”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指出我国司法实务中提出的“穿透性思维”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不要受到规范、文字、现象的迷惑，而要直接看到事物的本质。在第二部分，邓子滨教授指出：“庭审实质化”的基本内涵应当是强调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程序，即证据的呈现、事实的探查、控辩双方观点的阐述以及裁判理由和结果的确定，均应在法庭上完成。但是，现阶段我国的刑事审判更多的是走过场的形式，控辩双方无法在法庭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较量，甚至同一个案件，旁听的案情和判决书形成的案情就像两个完全不同案件。
——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
学术讲座|董少新：东亚海域何以成立
2024年12月27日下午，应我校邀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董少新老师于东语楼202会议室为我校师生展开了一场题为“东亚海域何以成立”的精彩讲座。本场讲座由东语学院院长江静教授主持，东语学院多名教授、学生积极参与讲座。讲座开始前，江静院长为董少新老师颁发了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的聘书。江院长代表学院全体师生热烈欢迎董老师的加盟，董老师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随后，东亚研究院王侃良老师对董少新老师的个人经历及其研究成果作了简要介绍。在此之后，讲座正式开始。讲座伊始，董老师就本次讲座召开的背景、目的做了简要说明，并向各位师生展示了本次讲座的大纲以及主要内容。随即，董老师正式开始讲座。
首先，作为前提，董老师为大家阐释了什么是东亚海域。董老师首先就东亚海域的地理位置做了介绍，指出东亚海域具有地理和人文多样性的特征。并且，董老师提到季风作为船只航行的主要动力，在东亚海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在东亚海域这一体系中，不仅有物产和人工制品的流通，更有人口、文化、宗教、艺术、思想等方面的交流。因此，自然地理条件成了历史空间的基础。董老师认为，东亚海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洽的）历史空间，主要归功于该区域内部的差异性、区域内部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这也使东亚海域形成了一个以海洋为纽带的网络，人、物、宗教、技术、知识在此流动。
第二部分，董老师向在座师生说明了什么是东亚海域史。总体来说，东亚海域史就是这片以海洋为中心、为纽带的区域的发展史。董老师强调，东亚海域史是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而不是国别史（National History）。随后，董老师向大家展示了几点东亚海域史学科建构中的注意点。首先，他认为东亚海域史研究需要去中心化，并且东亚海域史以海洋及其周边为研究对象，不是国别史。另外，他也提到，东亚海域史既不是东亚史，也不是任何“圈”的历史。同时，东亚海域史不是双边关系史，也不是某一国的对外关系史。董老师总结道：东亚海域史是因海而动的人和因海而移的物的历史，同时也是这片海域发生过的故事以及这片海域的运作机制的演变史。董老师提到，目前，他和他的团队正在积极探索东亚海域的运作机制，并期待有朝一日可以回答这一核心问题。同时，董老师还提到了东亚海域史研究的意义。他指出，以东亚海域为方法可以扩大中国学界研究历史的视野。东亚海域为国别史、双边关系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并且，在东亚海域的视野下，很多被遮蔽的历史得以展现。
第三和第四部分，董老师以16—17世纪西洋人的东来这一个案为切入点，对东亚海域的历史以及如何看待西洋诸国进入东亚海域的历史等话题展开讨论。作为前提，他先带领我们梳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大航海时代先后来到东亚海域的历史经过。此外，董老师还介绍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对葡、西发起挑战的过程。关于如何看待西洋诸国进入东亚海域的历史，董老师指出，西洋诸国来到东亚海域，是加入或者继承了东亚海域内部原有的贸易网络，而非建立新的网络。并且，这一时期西洋人东来对固有的、多圈层的朝贡贸易体系产生了冲击。他认为，无论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还是荷兰、英国、法国，其在东亚海域的几乎所有贸易活动实质上都不是朝贡贸易，部分对华贸易活动最多只能算是“一制各表”，中国官方视其为朝贡，西洋各国则不会视自己为中华帝国的朝贡国。同时，董老师提出，东来的西洋诸国成为东亚海域商人的竞争者和合作者。16—17世纪东来的西洋诸国之间，是竞争乃至敌手的关系，在东亚海域范围内发生了不计其数的冲突、战争和劫掠事件，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如此，葡萄牙和荷兰之间更是如此。董老师还提到，这一历史现象促进了东亚海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构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此外，西洋诸国带给东亚海域诸国的，除了美洲白银之外，还带来了天主教、西学与火器，这也进一步导致东亚海域进入热兵器时代。董老师还提到，与东亚传统海商不同，西洋诸国商人收到欧洲诸国政府鼓励、保护和支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海域的私商很少受到本国政府的授权、保护和支持，本国政府甚至视其为违法之人。最后，董老师还就东亚海域加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意义做了总结。他认为，我们不能用西方中心主义、“冲击—反应”论来解释16—17世纪西洋人进入东亚海域的历史，也不能用19世纪及以后对东西方关系史的解释框架套用在16—17世纪的东西方关系发展史上。西洋人东来在这一时期推动了东亚海域内部贸易与交流的更为频繁与紧密，更重要的是将东亚海域拉进全球网络之中。但就结果而言，这一时期的东西方交往，对欧洲的意义要远大于对亚洲自身的意义。在欧洲近代化的进程中，东亚海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欧洲崛起的重要原因。董老师指出，这一作用需要进一步揭示。
讲座结束后，东亚研究院王侃良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随后，现场参与讲座的师生向董少新老师请教了关于东亚海域的相关问题。其中，王侃良老师首先就近期研读的东亚海域史研究相关论文进行了分享，并与董老师展开深入交流。此外，东亚研究院姚琼老师、崔英花老师就“明清以来东西文化交流互鉴中东方提供的物质文明以外的贡献”“东亚海域史研究最终成果的呈现形式”以及“如何进行东亚海域史研究团队培养与管理”等问题向董少新老师请教。董老师对各位老师、同学的提问做了细致地回答，收获了一致好评。本次讲座在董少新老师和各位师生的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
